小时候就听上辈人说过阴阳相对、生死轮回；前些年也听同事说过每逢特殊“节气”总会梦见故去的亲人。这两年自己有了切身体会：昨晚我又梦见了父亲。而且是自他去世以来唯一一次梦见他在健康状态下生活的场景。

因为帮族里续“家谱”，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关于父亲早年的一些事。我的祖籍在封丘。1930年，祖父携全家逃荒到长垣。父亲从小品学兼优，小学、中学曾多次受奖。1956年7月从长垣一中毕业。经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伯父协办报名，考取了西安地质学校地质普查与勘探专业。

1959年春，因找矿补充人员需要，父亲这一届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直接进入工作状态。我听他说过他的实习期是在“河西走廊”找铀矿。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地质生涯中，父亲先后在内蒙103地质队、辽宁地质局昭乌达盟地质一队、河南地质局地质二队从事铜、铁、镍、金矿种和灰岩、石英等非金属勘查。从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从地质组长到地质科长；从退休后开始习练书法到在局及焦作市老年书法比赛中屡屡获奖、从照顾患老年痴呆母亲的衣食住行到十年与癌魔顽强抗争，父亲走过了他既平凡又充实的一生。。

打开父亲的履历，知他有四分之一还多的时间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1964年，时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被内蒙103队抽调到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公社成斯营子村任第十工作队副队长。据父亲说刚入村宣教时，村子里的一股恶势力企图利用工作队队长临时有事外出之机，怂恿村子里的一个泼妇，以服毒自杀方式，制造混乱以挤走工作队。那天泼妇口吐白沫、倒地抽搐，围观人中有风言风语抵毁工作队。因父亲曾听人说，及时给服毒者灌大粪汤可致其呕吐救其性命。就叫两名工作队员使劲按住泼妇，他左手捏住其鼻子，右手拿着勺子欲往其嘴里灌。只见那泼妇闻声立马睁开双眼，大声哭喊着说：“不要灌啊！我没喝毒药，是他们想赶你们走让我装的！”见此情景，在场的人哄然大笑。就这样，一场闹剧灰溜溜地收了场。

“文革”期间，父亲坚决站在他心目中的好领导，即老队长周子龙一边，被打成“保皇派”。而造反派势力大且多是些文化程度低的鲁莽之人。68年我刚记事儿，我记得那时“两派”经常武斗。有天傍晚，几个造反派手持扎枪，堵住一个“保皇派”硬是把这个人的一只眼给戳瞎了。还扬言道：“如果堵住的是‘黑高参’赵德泰（我父亲），那可不是只要他一只眼的问题了！”当父亲听说老队长被揪斗折磨地住进了医院后，他决定离开。为抵挡追杀，父亲甚至会“飞檐走壁”，一路乔装辗转才从东北回到了老家河南。为安全起见，他临走前叫母亲带着七岁大的我、抱着一岁多瘦得皮包骨头的妹妹躲到老乡家十余天，直到武斗事态平息后才回队。我此时在想：父亲的忠心、勇敢与机敏应缘于他童年参加过村上的“儿童团”，给八路军带过路、在村口查过“路条儿”，也算是抗日的结果吧。

作为女儿，我们最为父亲感到骄傲的是1979年6月至1984年3月他在本单位子弟学校当校长的那几年。那段时间我大半在一水驻地原阳县的一所乡办学校当老师。麦、秋假回家总会遇周边像面粉厂、海军部队等有头面的人来家找父亲说情想把自己或是亲戚朋友的孩子转来上学，而父亲的回答是一样的：让学生来参加班主任和副课老师出题的考试。合格了，下学期转来。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戏”也多，女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的管理更是可想而知。但父亲在任那四年多却是二队子弟学校历史上教师队伍最团结、教学质量最好、升学率最高、在济源同行业内最有名气的一个时期。

还有就是我们大多数年老些的同志都知道的：1988年至1992年是我们地质行业的“低谷”时期。当时父亲担任局地质工程公司第八地质工程处处长职务。四年间，他以扎实的专业理论和超强的外交能力奋力拼搏，与地质工程师张国华和探矿工程师高祖宋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内部班子，带领全处全力开拓地质市场。因为当时局给他们下的红头文件上明确写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且队上还给他们下有职工安置任务。91年秋，几十年习惯于“计划经济”的大队已无力支付轮流上班职工的工资（为减少工资成本的不得已之为）。刚调来不久的年轻队长来找父亲，要借钱发工资。父亲二话没说就从八处的帐上划出一笔资金转给大队财务。这位老实的队长无比感激地说：“等队上有钱再还你们。”父亲爽快地说：“不用还了！给的就是给的。都是一回事。”那几年，“老八处”人用自己不分星期假日在市场上赚来的钱不但富足地解决了自己的工资和奖金问题，还用自己开源节流攒下来的钱买了大小车辆和钻机及工勘等等设备。记得当时的“八处”在队上和焦作业界的名声很响、那时老八处人可比机关的人还“牛”！

父亲永远地走了，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缅怀和长久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