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最后一个周未的早晨,我与孩子爸搭乘“B12”到市里某大酒店参加高中苗同学女儿的婚礼。我俩在省博物院的前一站下了车。孩子爸原本就是个匪夷所思的“怪人”,加上八年前的“捡回性命”后更是我行我素。此刻,耳朵塞机、脖上挂线,宛如时尚青年的他掏出超大手机一看说:“还不到十点。走着去吧。”我点头。顺他便是和。老实说我是极不情愿的,因脚下是一双三公分的高跟鞋……
孩子爸是有“功夫”的。七年来每晚九点入梦、晨五时分不管风雨雾雪,准时出练,雷打不动。对于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点赞”,不料他愤愤出言:“哼!还有脸说呢!你把我老郑往老家一送,推给我老娘,拔腿就跑了。”噢!我恍然大悟。立即回敬:“照这么说,你今有如此强壮之身(刚体检过他没一点儿毛病)还得感谢我当初的‘拔腿就跑’呢!”他依旧没好气儿地看着我。我当然不能说“谁叫你嗜酒如命!谁叫你摸麻通宵!谁叫你不听人劝!”如若说了这些,就注定有悖“构和”了…….
2006年秋,队上把政治处、纪检委、人劳科、离退办和档案室职能合并让我领着五个女同志唱“这台大戏”。2007年元月未晚九点,我正在办公室加班,突然接到孩子爸在沪打工单位报他病危的电话,我赶赴上海。在医院和附近出租屋度过了包括“丁亥”猪年春节在内的三十个日夜。待病情稳定后,我就近将他送回苏北老家便回队上班了。临走的前一天,我搀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并嘱咐:医生说半年之内的康复锻练至关重要!不知是因为这医嘱、还是我的“拔腿就跑”,反正他脚下每天走二、三十里的功夫就靠这七年的持之以恒练了出来。这不,相隔一米多,他在前面边听边走,我在后面紧追不上,东行西拐地近一个小时,总算来到酒店门口。
他跟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矮个子中年男人擦肩而过,我上前叫住他,并告之,打电话的是物理老师的儿子——同学陈小玉。久别重逢自是一番寒暄。十几分钟后等新乡的四个同学也到了我们便一起步入婚礼现场,然后是围坐一起推杯问盏、抚今追昔热烈交谈。当得知几个同学已相继离世,大家短暂的沉默后,只感叹人生苦短,言语中无不透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珍视……
席散后,有些醉意的孩子爸比常态下更多了些专横。他不由分说地又开始了“走街串巷”,我只有随从。大约走了40分钟,在一条小街道上,他吩咐我找厕所。我就在一个烧饼摊儿前驻足,问明了向前十几米右拐是个农贸市场,里面就有。烧饼自然是不能提进卫生间的,我顺手放在了门口那收费老妇的破桌子上。把别致的手提袋提进卫生间顺手挂在隔门的衣物钩上。片刻,我听见保洁员在外打扫的声音。一低头,便看见一口很恶心的浓痰。隔着门板我向保洁员报告并和她一起开始谴责这种不良行为。可能是过于专注,全然忘记了取下手提袋。到门口提烧饼时还在感叹:怎么会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呢!
我和孩子爸顺便逛了农贸市场,买了类似鲜榨菜等三样稀罕菜。走出时,我毫无意识地一抬头,正看见“纬四路农贸市场”这行字。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竞像刚学会认字的小学生一样出声地读了一遍。幸好左右没人,不然还以为我神经出了什么问题。
约摸又是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我随孩子爸终于走进了一个“BRT”站。还好,车上尚有座位。三、四站路的功夫,已上来不少乘客。见有人在接听手机,我连忙翻找手中提物。“呀!坏了!老郑,我的手提袋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了!”我急切地对孩子爸说。随后传来坐在竖排座位上的他的报怨和谩骂声。真太丢人现眼了!我马上把头扭向窗外,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并微笑着,以致于周围乘客不知他在骂谁。(他自“大难不死”之后,和家人翻脸、易怒和暴躁就是常事。类似的破口大骂也时有发生。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像他们这种曾经的“脑溢血”,情绪和精神上的异常,属于不能自控的病理反应——后遗症。所以也就释然了。)等他闭上嘴,车也快进站了。只听他厉声说:“下车!回去找!”并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钱扖给我。
我飞快下车,把左手上的三个塑料袋放在候车椅上,一数接过的钱:20的一张、5块的一张、1块的三张。显然打的是不够的。我盘算着如何能回到幸亏还念叨了一遍的那个纬四路农贸市场。我向身旁的一个姑娘打听,她说不知道该如何走。当她得知情况后劝我不要再回去找了。她说包里只要有钱和手机,就肯定找不回来。可我却不甘心!袋里分装的四百块钱丢就丢了吧,可手机和全部在用钥匙丢了将是最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我坚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也想试试“吉人自有天向”这句老话儿。还好,身边一个男士告诉我:上“B12”坐四站下车转“B18”到“纬五路站”下车后再打听就不远了。临了,这好心人还不忘提醒我说:“最好别去找了。不可能找回来的!”
从纬五路站一出来,正好有一男一女两个“摩的”。我问女的,她说十块钱。想着离得不会太远,我正犹豫,只听男的说:“五块钱,我送到。”也许是考虑女人挣钱更不容易或是女人坐女人的车更安全,我当即婉拒了那男摩的。
即便是顶着寒风坐在电动车后面,我也不能停止与女摩的的攀谈。“不是我泄你的气,市场上人太杂,丢了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找到。”她也如是说。很快,她就把我送到了地方。
我直奔市场角落的卫生间,一反刚才一路的平静与淡定,冲到收费老妇面前急切寻问。正说着,突然出现的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问我是不是丢了什么,听了我的描述,他说:“跟我来吧。”老妇忙说:“你快去吧!他是这儿的管理员。”
我随他走近买肉的区位,一位女摊主一见我俩就举起了两个月前新婚儿媳在泰山游玩时给我买回的这个仿古麻面儿半圆形手提袋。一时间,我心喜若狂!只听女摊主操着浓重的豫南口音说:“我想着你还不知有多焦心呢!面有手机、钥匙,还有红包。可怕你不回来找了呀!”我千恩万谢地将准备在回来路上顺便拐到小区门口同事店里给他儿子结婚送的红包里的300元全部掏出。可女摊主说什么也不接。还一边说:“红包里的钱可不能要!”旁边一个正在买肉干部模样的男人说:“这样的好心人,你给她钱,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写个表扬信吧。”我连声说:“写表扬信。肯定写表扬信!”
我想:女摊主不要红包里的钱,或许是有什么讲究。就又掏出餐巾纸袋(我的钱包),把放在里面备用的100元掏出,往她摊位上一放,转身跑了。
其实,我已把女摊主的营业执照看得清清楚楚并印在了脑子里:这好人名叫周凤梅,是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农贸市场大肉区2号摊位上的摊主。我打听着走进市场办公室,激动地给两个工作人员讲述之后就要了笔和纸,赶在他们下班前写好了“感谢信”。那名男工作人员看过后拿着它和我一起走出了办公室。看着他往宣传栏那边走去,我兴奋地离开了我这辈子会经常记起的——“纬四路农贸市场”。内心充满了对由此推开、放大的社会“正能量”的膜拜……
当我再上返程的“B12”已是黄昏时分。很快,夜幕降临,不觉已是饥肠辘辘。塑料袋里的四个烧饼转眼间被我“消灭”了一半儿。
手机响了。一看是孩子爸打来的,不接。再打来,再不接。三打来,还不接。心想:你不是会对我发火、骂人、落井下石吗!这下该轮到我给你摆个“大谱儿”了……
晚七点半,儿子到雪松路口接我。我得意地用找回的钥匙打开了家门。当孩子爸和儿媳妇一脸惊异地望着我时,我更得意地把失而复得的手提袋举在他俩眼前晃了两晃……
仅两天后的中午,出了家门才半小时的孩子爸从驾校给我打电话报他的一串钥匙丢了,命令我立即去驾校并守在那儿给他看车儿。
孩子爸虽晚我半年开练“科目二”,但因闲来无事更热衷于驾校那早出晚归“排队”的热闹气氛。故不到一个月就升级到“科目三”。两个多月来,他坚持每早七点准时骑车儿出发,20分钟后第一个到驾校把他们的两辆教练车就连车轱辘的内圈儿都擦得锃亮。以致于他成了我们驾校“名人大叔”和美谈!以致于许多学驾的年轻人夸我这个阿姨真有福!以致于科目二的冯教练对他恋恋不舍、科目三的李教练天天让他“蹭”车往返。
为了给他看车,我耐着性子守在驾校一个下午。到是练了三把,但一把不如一把。我自从去年五月中旬报名开练至今中间有事三次停练,最长一次近三个月。除外,周未得回焦作看望老母亲。剩下的五天还想不时地写点儿“小东西”。于是,上、下午各“压”着点儿练上一、两把就成了我独创的“快乐练车法儿”。尽管此遭到众亲朋好友的置疑,但我夏伴“三伏”、冬陪“三九”并乐此不疲……
待他从“白松路”回来,我俩一起骑车回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锁芯儿。尽管我认为没必要,但他是何等地说一不二啊!门开着,我在厨房做饭,寒气直往屋里灌。儿媳下班还没进屋就问:“什么情况?家里被盗了吗?”我打趣回应:“除非是贼脑子进水啦!”少时,儿子也下班回来了,他坏笑着朝正撅着屁股苦干的他爸说:“老郑,你也能丢钥匙?!”只听他爸粗暴地吼了一声:“滚!”依旧低头换着他的锁芯儿。
我们仨会意地笑了,笑得很是开心!……